在 OpenAI 刚刚凭借未发布的前沿模型抛出 722 篇数学研究手稿、声称破解纳维-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这一千禧年难题，进而引爆陶哲轩等 25 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名抗议之时，OpenAI 掌舵人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登上了美国顶级政商文化大刊《名利场》（Vanity Fair）重启后的“新权贵榜”榜首。
主流文化圈正沉浸于将奥特曼塑造成好莱坞传记片式的“当代奥本海默”，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技术，而是直接触碰了当下 AI 探索中最棘手的工程与伦理悖论：当强化学习将模型推向能证明极端数学定理的高度时，我们是否真的理解并掌控了这种智能？
奥特曼在访谈中证实了一个此前外界盛传的敏感情报：OpenAI 近期确实单方面叫停并暂停了一项前沿模型的训练任务，原因正是模型能力的跃进速度已经实质性甩开了安全对齐、可监控性与底层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的进展。
更为残酷的对比在于：当 AI 面对年轻用户将 ChatGPT 当作虚拟心理医生倾诉并最终走向自杀的悲剧时，现有的技术范式与安全护栏瞬间陷入瘫痪，甚至逼得随行公关团队在这场采访的镜头外强行掐麦叫停。
要点速览：
- 反对外界盲目呼吁的“全面叫停研发”，但奥特曼证实 OpenAI 近期单方面叫停了一项前沿模型的训练任务。他直言，当能力跃升的速度甩开安全对齐与模型可监控性时，实验室必须有单方面暂停的定力。
- 底层模型已经足够聪明到去参与前沿数学和基础科学的未知探索，但当技术从可严格验证的代码与数学逻辑，跨越到心理健康等主观现实时，大模型缺乏真正的情感与共情，在“保护隐私”与“强制干预”之间陷入了无解的死锁。
- 过去社交媒体巨头“只造广场、不负其责”，当甩手掌柜。奥特曼强调，若 Agent 出现恶意偏差，开发者必须承担责任；但在底线之上，技术底层应当像电力公用事业，不应随意越俎代庖充当用户的“思想审查官”。
- 在商业社会，不图钱反而摧毁信任。当初为了证明自己代表人类整体利益而选择零持股，在现实中却被证明是一个重大失误。大众无法理解一个不图钱的人到底图谋什么，这种超脱反而被舆论反噬为追求暗中极权的猜忌。
- 马斯克骨子里是个“霸凌者”（Bully）。面对霸凌者偶尔必须正面挥拳还击，因为这类人只尊重敢于当面反击的人。
- 尽管在通往终局的工程路径上步步惊心，但在严密对齐的前提下，底层智能的泛化必将带来医疗与科学的空前繁荣；而人类最不该用 AI 去替代的唯一边界，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彼此连结”。
以下是采访全文：
奥特曼说：“出了事，开发者必须全盘负责”。
狂飙的智能背后，系统架构与 Infra 才是唯一的硬缰绳。
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替罪羊，而我恰好身处风口浪尖
主持人：欢迎收看《Vanity Fair》旗下的《Fair Game》栏目，我是 Mark Guiducci。
几乎每一天，新的技术突破或关于生存危机的争论，都在让公众对那个被不断预言、且飞速逼近的 AI 时代感到越发警惕、焦虑与怀疑。
在当下，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人工智能的面孔——它既是一项技术、一个行业，更是一场文明层面的变革。
正因如此，Sam Altman 成为了本期《Vanity Fair》的封面人物，并在我们的“新权贵榜”（New Establishment）中位列榜首。
我在旧金山与 Sam Altman 进行了两次对话，第一次是在 9 月 11 日，第二次是在今天（10 月 2 日）。在短短几周之内，围绕 AI 的舆论走向与行业变局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转。
在对话中，我们探讨了方方面面的议题：从他的个人生活、育儿、商业恩怨、生育主义倾向，到末日生存准备；从 Luca Guadagnino 筹拍的传记电影《Artificial》，再到他是否觉得自己已被公众舆论塑造成了反派角色。
我们谈及了他的公司、新产品规划、推迟上市的考量、个人薪酬，以及近期 OpenAI 的高管离职潮。
我们还深入触及了技术本身：放缓研发节奏的呼声、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中国议题，以及如何在涉及自杀等极端事件中守住安全底线。
在对话开始前需要声明的是，《Vanity Fair》的母公司 Condé Nast 与 OpenAI 签有内容授权协议。两场访谈现已完整发布，以下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Sam，很高兴见到你。
Sam Altman：我也很高兴与你交流。
主持人：我认为，无论从技术能力、潜在风险，还是公众认知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前都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同寻常的节点。
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分水岭。Sam，我想知道，过去这一个月对你而言是怎样的状态？
你近来睡眠如何？是不是电话不断、各国政要都在向你寻求答案？这给你的感觉，是像 2022 年推出 ChatGPT 时那样天翻地覆，还是说，这只算你日常工作中寻常的一周？
Sam Altman：坦白讲，兼而有之。
从团队内部的视角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推演并为这一刻做准备。我们一直身处其中，目睹着技术呈现指数级的演进。
此前我们甚至感到不解：为什么外界没有更早意识到这一趋势？因为在我们看来，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主持人：你能理解外界目前弥漫的恐惧吗？你是否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平复这种情绪，或是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技术？
Sam Altman：对这两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如果回溯到十年前，翻阅我们创立公司时的设想，就会发现与眼下的现状高度契合。
唯一的区别在于，十年前几乎没人相信我们，而如今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大家不仅相信 AGI 正在到来，而且……
主持人：它真的已经到来了吗？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定义，对吧？
Sam Altman：这确实很主观。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离它非常近了。
客观来讲，我们在最初设定的目标上推进得相当顺利。目前社会正在经历一个重新校准预期的过程，大家开始意识到：这项技术确实已经切切实实地到来了。
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运转逻辑并没有彻底颠覆。我们手中拥有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工具，但平心而论，整个世界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完全重塑。
过去常有人这样质疑我们（最近这类声音少了一些）：“你们之前声称要带来惊天动地的突破，但它对现实世界的影响究竟在哪？经济增长的数据在哪？攻克癌症的方案又在哪里？”
尽管如此，某些底层的事物确实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质变。我们只是整个生态中的一员，我们更希望与社会各界的参与者协同合作。
主持人：你们固然只是其中一方，但 Sam，在很多人眼里，你个人已经成为代表 AI 具象化的公众面孔。
你们是最先取得突破的团队，无论是你个人还是你的公司，如今都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代名词。
我认为甚至可以说：如果将当下比作曼哈顿计划，那你扮演的正是奥本海默的角色。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类比的人。我很想知道，身处这种位置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Sam Altman：我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绝非回避或刻意谦虚。
外界往往忽略了，这从始至终都是一项集体成果。这更像是一小群极具天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创造奇迹的故事，其中归功于我个人的成分其实很少。
我认为有很多人能承担起我目前的角色，但核心的研究员和工程师是无法替代的。虽然他们现在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但放眼近几十年来的现代科学与工程史，他们的成就依然称得上是最重要、最深远、也最令人赞叹的突破之一。
主持人：Kevin Roose 的新书在讲述这些幕后关键人物的故事上确实着墨颇多。
Sam Altman：但现实情况是，我个人确实比团队中的任何人都更深地被塑造成了这一切的象征。
我也因此成为了公众投射焦虑、恐惧以及各种复杂情绪的“避雷针”与宣泄口。
往轻了说，这种体验也非常奇异。
主持人：既然聊到了这里，我想把问题问得更尖锐一些。
眼下许多人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潜在的破坏性力量。由于你从一开始就与这项技术深度绑定，在不少人眼里，你几乎成了一个反派人物。
你觉得自己被误解、被脸谱化了吗？这是否会让你感到困扰？
Sam Altman：我确实认为自己被误解了。
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多么困扰。
主持人：为什么只是“没有多么困扰”？
Sam Altman：因为我认为，换成任何一个人坐在我今天的位置上，外界都会产生一模一样的反应，发表同样的言论，而那些定性同样不会符合那个人的真实为人。
这与我个人究竟是谁没有太大关系。根本原因在于，面对席卷而来的剧烈变化，人们需要一个承载焦虑的出口，或者说一个替罪羊。大家下意识的反应是：“天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必须抓出一个具体的人来承担这一切。”
主持人：你能把这种外界投射的形象，与你内心的自我认知清晰地剥离开来吗？
Sam Altman：我有时难免会觉得这是针对个人的，但不会真正把它放在心上。
我能理解这种人之常情。在过去的技术变革中，我也曾对其他领军人物产生过完全相同的情绪。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惭愧，但我完全明白这种本能从何而来。
主持人：你曾经对谁有过这种情绪？
Sam Altman：一个我现实中认识的例子是马克·扎克伯格。
在 Meta 发展的早期阶段，他在我脑海中也被高度脸谱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形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如今虽然算不上深交，但至少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当时只不过是将公众对于“自视对世界拥有过大权力和影响力之人”的一切偏见与敌意，一股脑地投射到了他的身上。
儿童不能过早接触科技产品
主持人：Sam，你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没有孩子，但我身边所有当了父母的朋友都在说，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未来的走向，并且在塑造未来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对你而言，这种转变想必更加深刻。成为父亲之后，你对待工作的方式有所改变吗？
Sam Altman：确实有所改变，但可能和你预想的不太一样。
有了孩子，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棒的一件事，无可替代。我自认非常幸运，人生中经历过许多美好的事，但做父亲这件事毫无悬念地排在第一位。
大家以前常对我说的那些话——比如“如果不亲自当父母，你永远体会不到这有多棒”——全都得到了验证。这是最奇妙的体验，也是最有趣的事。
在当父亲之前，我就有极强的保护这个世界的责任感。我不需要等到自己有了孩子，才突然醒悟过来：“好吧，我可不能拿人类文明的未来去冒险。”
我其实挺纳闷的，居然有很多人跑来跟我说：“得知你有孩子我放心多了，这样你总不至于为了满足野心去冒那些可能毁灭人类的极端风险了吧。”——可我本来就不会那么做。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改变，那就是任何需要我离开孩子去处理的事，门槛都被拔得极高。从时间分配的角度来看，这让我能以一种极度清晰和聚焦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自己真正关心的事物，以及各项事务的优先级。
看着孩子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你会去思考：我们当然都不希望世界走向毁灭，但我们到底想守护什么？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怎样的未来？
究竟哪些体验才构成了人性中最宝贵、最神奇的部分？我们希望未来的孩子们怎样利用这项技术，去保有他们的自主权，去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主持人：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让他们接触人工智能？
这是所有父母都会思考的问题，但一旦涉及自己的孩子，其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Sam Altman：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量。但在我个人看来，我坚决支持严格限制低龄儿童接触科技产品。
我认为让孩子们在户外奔跑、亲近大自然，去体验以往几代孩子都在经历的那种童年，是非常健康且必要的。无论是好是坏，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科技产品对低龄儿童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但作为父亲，在替自己的孩子做决定时，我不得不承认：每当我看到小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触摸屏，不停滑动着那些消磨心智、让大脑退化的短视频时，我的直觉会强烈警示，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其实对成年人来说，这可能同样有害。
主持人：我正想说，很多成年人现在也是这个状态。
Sam Altman：但对于一个处于发育期的大脑来说，保护它不受这种我们尚未吃透的新技术侵蚀，是极其关键的。
我对 AI 的态度也是如此。
显而易见，如今出生的孩子注定会成长在一个与 AI 共存的世界里，他们未来也必须学会驾驭它。但我认为，幼儿时期绝不是接触这项技术的合适节点。
我目前心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年龄数字，去界定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开始与 ChatGPT 对话，但至少绝不是现在。
主持人：听得出来你非常享受为人父母的过程。你还打算要更多的孩子吗？
Sam Altman：是的。
主持人：真的？
Sam Altman：真的，肯定会。
主持人：有计划生几个吗？
Sam Altman：哪怕只是照顾两个孩子，我和 Ollie 讨论过，精力的分配就已经变得相当吃力了。
因为你会想参与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想投入大量时间陪伴他们。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很想生很多很多个孩子。但我希望能够全身心地陪伴每一个孩子的成长，Ollie 也是同样的想法，这就是现实层面的制约。
在时间允许的理想状况下，我确实渴望一个大家庭；但在精力有限的现实中，我可不会去组建一支“孩子军团”。
主持人：硅谷目前流行一种激进的“积极生育主义”（Pronatalism，注：硅谷科技精英中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高智商人群有义务通过大量生育来对抗人口危机），主张为了应对人口萎缩而拼命多生孩子。站在纽约人的视角来看，这种狂热甚至显得有些匪夷所思。
Sam Altman：我很爱自己的孩子，我也确实想多要几个。但这纯粹出于个人意愿，跟“对抗人口萎缩”毫无关系。
我只是单纯喜欢多子女家庭的氛围，那种感觉棒极了。
人类对下一场危机的准备远远不够
主持人：Sam，好莱坞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你的传记电影《Artificial》，由 Luca Guadagnino 执导。
你看过预告片了吗？
Sam Altman：看过。
主持人：感觉如何？
Sam Altman：演员模仿我走路的姿态挺像的。
其实有件事很有意思：他们就在我家门外取景。
之前街区贴过告示说会有剧组来拍戏，我当时并没放在心上。
直到某天下楼买咖啡，街上摆满了摄影机，迎面走来一个人，穿戴和我一模一样，背着同款背包，连走路的姿势都如出一辙。我恍惚间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撞上了“模拟世界里的系统 Bug”，那种感觉非常怪异。
但我很快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们互相挥了挥手，各自走开。不过亲眼看到有人把你的怪癖和小动作拿捏得丝毫不差，确实是一种奇特的体验。
主持人：听起来很超现实。你私下没和 Andrew Garfield 聊过吗？
Sam Altman：除了当时挥了挥手，再没别的接触了。
主持人：亚马逊最初投资制作了这部电影，但早在六月就宣布放弃发行。
随后影片版权转卖给 Neon，定档圣诞节上映。而今年早些时候，亚马逊刚向 OpenAI 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外界对此难免有所联想。
Sam，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曾就这部电影私下找亚马逊高层沟通施压过吗？
Sam Altman：我没有，我也没听说谁去沟通这事。
主持人：你从没和贝佐斯提过这事？
Sam Altman：我绝对没跟贝佐斯聊过这部电影。
主持人：我还没看完整部片子，但听说把你刻画成了一个相当阴暗的角色。
被塑造成这样，你不会感到困扰吗？没想过站出来澄清事实？
Sam Altman：单看预告片，我觉得他们压根没打算追求事实的准确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并不会困扰我。他们只是想拍一部好看的戏，成片可能不错，我也说不准。作为电影它可能会很精彩，但绝称不上是一部客观准确的纪录片。
当然，除了走路姿势。
那个模仿得确实传神。不过我想，他们在其他某些细节上可能也会误打误撞蒙对。
主持人：预告片里有个镜头：电影里的你走进了一个类似 007 风格的地下掩体，墙上挂满了各种枪械。
Sam Altman：纯粹是虚构的情节，虽然画面看着挺酷。
主持人：所以完全是凭空捏造的？
Sam Altman：我根本没有什么挂满枪支的地下掩体。
主持人：我正想问，你算是一个“末日准备者”（Prepper）吗？
这算得上是硅谷的一种流行文化，但在纽约人看来往往觉得匪夷所思。
Sam Altman：应该说，我确实有这种生存主义的心态。
我从推演的角度对这些事情感兴趣，但我绝没有电影里那种夸张的硬核配置。
主持人：你有随时跑路的撤离方案（Bug-out plan）吗？
Sam Altman：在我的农场里，我们确实具备完全脱离外部电网自给自足的能力。我想在许多人眼里，这就算是一种避难方案了。
但绝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戏码。
主持人：比如随提随走的应急逃生包，外加直升机撤离路线？
Sam Altman：没有直升机，更没有潜水艇。
主持人：这种防灾心态让普通美国人感到很不踏实。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不仅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行，更是一种他们从未想过需要具备的危机思维。
Sam Altman：新冠疫情刚暴发时，我家里早就备好了大量口罩。
我们储备了充足的罐头食品，哪怕外部世界彻底停摆，也足够支撑一阵子；我们还备有净水药片。
我记得当时有个朋友对我说：“以前我总拿你囤货开玩笑，但现在看，这其实是非常明智且理性的做法。”
撇开人工智能不谈，我认为人类社会面对疫情这种极端的黑天鹅事件，防御准备严重不足。经历了上一轮疫情后，我本以为会有更多人反思：“或许值得在日常生活中多花 0.1% 的精力，为下一次全球大流行或其他危机做些准备。”
但多数人并没有更新这种认知，这让我感到有些费解。
主持人：我的公寓里现在连一只口罩都找不到了。
Sam Altman：那你可能真该备上几包了。
AI 的诞生是历史必然，我只是恰巧站到了这个位置
主持人：Sam，你和你在 AI 领域的同行们，如今承担的角色似乎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商业领袖。
我知道你曾认真考虑过竞选加州州长。
Sam Altman：只是有过那么个念头。外界夸大了这件事，但确实并非空穴来风。
主持人：传记作者 Keach Hagey 在书中提到，你甚至考虑过竞选美国总统。
我想向你求证一下：你目前有竞选公职的打算吗？
Sam Altman：没有。
主持人：未来还会考虑竞选总统吗？
Sam Altman：不会，竞选总统的说法纯属捕风捉影，竞选州长倒是真的。
我绝对不会去竞选公职。
在现在的岗位上，我已经充分领教了这类角色需要承受的外界审视与压力，那绝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主持人：最初加州州长这个职位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Sam Altman：我热爱加州，但我认为这里的整体治理非常糟糕。
我知道单凭一任州长能改变的事情微乎其微，但我当时觉得，哪怕去尝试做些改变也很有意义。
不过现在看来，人工智能远比当州长重要得多。
主持人：你以前提过自己是有精神信仰的。我想知道，通用人工智能（AGI）和你对上帝的理解之间存在关联吗？
Sam Altman：完全没有。
主持人：一点都没有？能展开讲讲吗？
Sam Altman：我认为人工智能纯粹属于科学范畴，它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或者说我们正在逐渐摸透它。
它就是一项……算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主持人：你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的宿命吗？
Sam Altman：不，我不这么认为。
我完全可以去做很多别的事情，而且无论做哪一样我都会过得很开心。能参与到现在的这项事业中，我由衷地感到幸运和感激，这对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特权。
主持人：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几乎是历史必然，而你刚好成了那个领路人？
Sam Altman：它的出现确实是历史必然。
人类的努力与整个社会的共同探索，迟早都会水到渠成地促成技术突破。但我能成为其中的核心推手之一，纯粹是机缘巧合。
主持人：Kevin Roose 在书中提到，奥本海默在 50 年代的技术安全听证会上曾坦言：当科学家看到技术上的可行性时，会觉得这项技术在“纯技术层面上是如此精妙诱人”（Technically sweet），让人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想要把它做出来。
这似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当你看到曙光时，不管最终拼出的全貌是什么，都会忍不住想把最后一块拼图嵌上去。
Sam Altman：我确实有过这种感受。
在早期研发 AI 时，我曾有一种强烈的感触：必须有无数项极其艰深、来之不易的科学与工程突破在同一时间交汇融合，我们今天才可能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这让我深受震撼。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最后一块拼图。
因为未来还会涌现出更多新事物。后人回头看时只会觉得：“那不过是当时的基石罢了，现在我们要用它来创造更不可思议的东西。”
“不图钱”反而成了原罪，我真后悔当初没拿股权
主持人：我们来聊聊你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OpenAI 最初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后来重构成营利性实体，以便筹集维持竞争力所需的庞大算力和顶尖人才。
如今业界盛传你们正在筹备上市。一旦成为上市公司，你们的激励机制就会像其他上市公司一样，不可避免地与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价值绑定。
你是否担心上市会侵蚀这家公司的初衷与本质？
Sam Altman：首先，我们绝不会变成一家普通的传统公司。
即使我们未来选择上市——顺便提一句，我们对此并不急迫——我们也依然受非营利董事会的监管。
我们会向所有投资者以及每一位潜在股东明确重申：我们将永远把使命放在首位。
我们深信，践行使命与为股东创造丰厚回报是完全可以兼容的，我是真诚地这样认为。
但如果两者一旦发生冲突，使命永远排在第一位。
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必须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股东的短期利益之间做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这是我们与其他公司最根本的不同。投资者可以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这样的契约。
主持人：所以你一点都不担心来自公开市场的压力，会迫使你们在安全性上妥协？
Sam Altman：我不担心。
不过更严谨地说，我其实时刻都在警惕这类风险。但我之所以有信心做出正确的决定，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对此抱有敬畏之心。
主持人：哪怕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那些科技巨头几乎都走过同样的弯路？
Sam Altman：他们做对过一些事，但也犯过很多错，我们会努力吸取这些教训。
我相信我们也会犯新的错误，但至少我们会尽全力不去重蹈覆辙。
正如你在开场时提到的，当今世界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有多大。我有充分的信心，无论面对股东、员工、投资机构还是合作伙伴，我们在践行人类利益最大化的抉择上都会得到支持——哪怕这意味着商业化进程会比预期的慢一些。
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抉择，而且确实多次主动踩过刹车。
主持人：但如果公司因为没达到预期的利润指标而导致股价大跌，这套逻辑还能运转吗？到那时会发生什么？
Sam Altman：股价要跌就随它跌吧，甚至可能暴跌，这很难预料。
我再次强调，我们会继续极其坦诚地对外沟通：如果在拉抬股价与维护人类未来的正确决策之间存在冲突，我们绝不会优先考虑股价。
只要投资人有足够的耐心，长远来看，我相信他们会非常满意。
但在各个季度之间，业绩和股价可能会剧烈波动，我们必须顶住压力做出艰难的决定。这恰恰是我们坚信公司长期来看会非常成功的原因之一。
退一步说，就算我们彻底判断错了，技术进步如果真的在某种不可抗力下无法与打造一家高价值商业公司兼容——尽管我认为两者绝不矛盾——我们也必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全人类的利益这一边。
纵观我们最初融资以来的历程，你可以看到我们始终在认真履行这一承诺。我们宁愿承担如此复杂的公司架构代价，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守住这条底线。
主持人：Sam，目前你在 OpenAI 没有任何直接股权，是这样吗？
Sam Altman：是的，我没有直接股权。只有极少量的间接持股，那还是早期在 YC 孵化器时期留下的极小份额。
主持人：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完全不合常理。
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你为世界创造了如此巨大的价值，理应享有与之匹配的财富回报。那你期望从哪里获得回报？
Sam Altman：如果能重来一次，我大概会做不同的选择。
我当初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时候根本没人把 AI 当回事。后来情况变了，大家看着我说：“这简直不可理喻，你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创造出这么大的价值，却不想着靠它致富，这完全无法理解。”
现在，大家似乎逐渐开始理解背后的初衷了，但与此同时，又会觉得这极其别扭、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逻辑。
主持人：你说的初衷是指，你在其他地方已经投了很多公司，还是……
Sam Altman：不，绝不是那个意思。
最初的想法是：我们希望向社会表明，我的决策完全是出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个人经济利益驱动。
主持人：但关于你的回报……
Sam Altman：回过头看，我认为这是个失误，源于我对大众思维方式缺乏理解。
讽刺的是，“不持有股权”这件事，在现实中反而严重破坏了大家的信任。
主持人：你自己是怎么看待金钱的？有人把它当成奖赏，有人当成实现抱负的燃料，还有人出于安全感拼命积攒财富。
Sam Altman：我之前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我曾经也是个极度受金钱驱动的人，所以我绝不是在标榜自己超凡脱俗，或者像苦行僧一样不需要财富。
按任何客观标准来看，我的生活品位和消费都相当昂贵。
但我早期的事业已经足够成功了，在个人物质层面，我确实没有更多想要追求的东西。
当然，钱可以用来启动更多宏大的项目。如果我坐拥天文数字般的个人财富，不用为了 OpenAI 到处奔走融资，自己就能全额出资，那确实再好不过了。
这也正是我后悔当初没拿股权的原因之一。
现实很残酷：只要你对外声称“我已经足够富有了，对物质没有任何额外欲望”，普通人根本不会买账，听起来反而像是在居高临下地嘲弄大众。
所以我真希望自己当初把股权拿了，免得惹来这么多无端猜疑。
主持人：因为大家很难相信有人能真正超脱物欲。
Sam Altman：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最大回报在于：我认为自己正在从事全天下最有趣、最酷、最具影响力的工作。
所以我绝不是毫无所得地在白干。我坐在见证和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最前沿，体验着无与伦比的人生历程。
主持人：如果有人质疑：“所以你图的不是钱，而是权力？”
Sam Altman：这种说法可能稍微信得过一点。
但我认为，真正的驱动力还是这件事本身的趣味。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产生积极的影响，做一些酷炫、有价值的事业。
如果一个运动员纯粹出于对运动的热爱而拼命训练，或者一位艺术家为了创作伟大的作品而倾尽心血，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且十分崇高。
但只要有人在商业领域践行完全相同的逻辑，人们就非要逼你承认你只是为了赚钱。
我想重申：我喜欢优质的物质享受，我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变得极其富有，而且我认为 AI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路径。
至于我个人，我确实已经从中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回报。
把五年的剧变压缩进一年，任何组织都会经历阵痛
主持人：Sam，针对 Jacob Coxon 近期在《华尔街日报》和社交平台上发表的尖锐言论，你似乎还没有公开回应过。
他直言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缺乏责任感”，尤其是你们公司，根本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项技术关乎人类文明存亡的利害关系”。
你认为他具体指的是什么？对此有何回应？
Sam Altman：其实，如果回顾十多年前我们创立 OpenAI 时的声明，不难发现我们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人类文明的存亡风险。
每个人当然都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但在外界掀起批评之前，我们多年前就已是全行业第一家单方面主动叫停模型训练的公司，目的就是为了在安全、对齐（alignment）以及系统可控性上取得实质进展。我们付出了大量实际行动，也是最早呼吁社会警惕该技术存亡风险的一方。
我认为现在的变化仅在于：过去人们要么将信将疑，要么不以为意，要么各有关注点，根本听不进去这些预警。而如今，大家终于开始认真对待了。
这反倒让我感到欣慰。随着模型能力迈向新台阶——目前的技术进展确实非常惊人——我们不仅要在底层技术中构建安全防线与对齐算法，更需要整个社会、政府以及制度层面建立起配套的基础设施。
外界能在此刻保持警醒是件好事。唯有如此，我们才更有希望在技术与商业的边界之外，推动那些必须由全社会共同完成的制度化治理。
主持人：所以你对公众的担忧持开放态度，因为这代表大家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
Sam Altman：不仅是意识到问题，更意味着有了采取行动的意愿。
在过去，想在跨国层面确立通用的安全标准几乎是天方夜谭；而当下这种全社会的审视与关注，反而为打破僵局打开了真正的窗口。
主持人：这让人联想到当年的社交媒体巨头。他们过去常用的说法是：“我们只是科技公司，不是媒体平台；我们搭建的只是公共广场，广场上的人说了什么是他们的言论自由，跟平台无关。”
如果你们的智能体（AI Agents）在现实中行为失控并造成危害，你认为自己需要为此负责吗？
Sam Altman：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是的，我们必须负责。
主持人：你们会承担？
Sam Altman：毫无疑问。
主持人：就像在我们编辑部，如果报道失实造成了重大伤害，即便稿件不是我亲自撰写，作为主编我也要负最终责任。
Sam Altman：在我看来，用户理应有权自主使用技术，哪怕某些用法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初衷。
但是，如果我们的工具和技术产生了超出预期设定的异常行为，或是背离用户指令引发了恶意偏差，开发者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主持人：今年以来，你们负责伦理、安全系统、数据中心的主管，以及首席运营官（COO）、首席营收官（CRO）等核心高管相继离职。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这无疑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OpenAI 内部显然出了严重问题。
究竟发生什么了？
Sam Altman：不论是我们公司的发展速度，还是整个行业的扩张节奏，在科技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相当于把一家正常科技公司原本五年的成长周期，硬生生压缩进了一年。
当企业跨越不同发展阶段时，在上一阶段表现极为出色的人才，到了下一阶段可能不再适应新的组织需求，这本身就是极为正常的管理规律。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组织换血的过程会平缓得多。但如果把它放在被极度压缩的时间维度下来看，这完全符合一家科技公司在剧烈成长期的演进逻辑。
主持人：这算不算是硅谷常说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Sam Altman：我们其实竭力避免把事情搞砸。
但客观事实是，随着企业体量急剧膨胀，不同阶段的人才适配不同规模的组织架构。让不再匹配的人勉强留在当前的阶段，无论对员工本人还是对公司来说都毫无益处。 出现这种人事更迭完全在情理之中。
面对狂飙的技术，我们其实主动踩过很多次刹车
主持人：我们来聊聊 OpenAI 基金会。按资产规模计算，它目前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基金会，甚至超过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你们最近公布了多项重大资助计划，其中包括向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投入1亿美元。
外界经常能听到关于 AGI 降临或末日危机的时间表预测。那么在攻克阿尔茨海默病这件事上，人类目前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Sam Altman：在 AI 展现的诸多可能性中，令人振奋的方向有很多。但对我个人而言，最令人期待的，是人类有望在未来短短几年内彻底攻克某些重大疾病。
我无法给出彻底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具体时间节点，这需要科学家来解答；但我坚信在未来几年内，许多疾病的治疗都会迎来实质性突破。
多位兼通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的顶尖科学家都曾向我表达过相似的判断：十年后，人类应对疾病与维持健康的整体医疗图景，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这也正是我们基金会未来的核心战略方向。我们最优先关注的两个重点领域，一是人类健康、攻克疾病与基础科学；二是提升全社会的 AI 韧性，帮助人类做好应对重大技术变革的准备。
我们即将见证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底层模型如今已具备足够的智能，能够深度参与到这个层面的研究中。一个能够证明顶尖数学难题的模型，完全有能力胜任前沿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普通人从事科研和工程创造的能力，如今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大学生，他们向我展示了黑客松项目的成果。在 GPT-5 乃至 GPT-6 尚未问世的情况下，他们仅凭现有的模型，就在斯坦福校园里做出了一辆能自主行驶的自动驾驶高尔夫球车。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黑客松的极限不过是利用周末拼凑出一个勉强能跑的简陋网页，在当时就已算亮眼。而现在的学生在几天内就能造出一辆无人车：从自动下单零部件、3D 打印传动系统，到编写底层软件并部署 AI 算法。这种创造力令人惊叹。
主持人：但这种强大的能力也伴随着潜在风险。
比如 Anthropic 此前封禁了部分科学家的账号，因为发现他们可能在利用模型探索制造生物武器的路径。
如果有人带着恶意去办黑客松，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多数人很难同时接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性。
Sam Altman：也就是既能创造奇迹，也可能孕育灾难？
主持人：人们很难坦然接受两者的并存。
Sam Altman：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干脆彻底叫停这项技术。哪怕它能治愈癌症，只要有可能被用来制造致命病毒，我宁愿承担患癌的风险，也绝不能允许有人做出毁灭性的病毒。”
这种顾虑非常符合直觉，但我认为从逻辑上讲是错的。
我绝不愿倒退回五百年或一千年前没有现代医学的时代。技术在演进过程中固然伴生过伤害，但我坚信正确的做法是直面并解决风险、获取技术红利，而非因噎废食、阻断进步步伐。
我希望看到癌症被攻克，阿尔茨海默病成为历史；我也希望十年后的年轻人能做出远比无人高尔夫球车更了不起的成果。
我理解那些出于避险本能而主张“维持现状、立刻叫停技术”的声音。但我由衷希望，几百年后的人类回望当下的生活时，会为我们今天所承受的苦痛与匮乏感到难以置信。
这正是整个人类文明与科技演进的本质，这一进程不会停滞。
当然，公众对极少数私营科技公司掌握如此庞大的权力感到不安，这完全合情合理。
一家商业公司如果能单方面决定切断某位科学家的权限、保留另一位的权限；或者单方面决定为某个政府服务、拒绝另一个政府；擅自裁定谁可以使用技术、谁不能使用技术，这确实很不妥当。
我们深知成为一个审慎、可靠且公正的行动者所背负的沉重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对技术设限。我们必然会筑起严密防线，严禁任何人利用我们的技术合成新型致命病原体。
这好比供电公用事业单位：用户必须遵守法律，但电力公司不该越权去审查插座上接入的究竟是哪个品牌的电器。
主持人：把 AI 比作电力公用设施，听起来很像当年社交媒体巨头宣称自己只是中立的“公共广场”——这算不算是在推卸责任？
Sam Altman：这正是我刚才强调的重点：我们必须在技术底层预先设置严密的安全护栏。
它不可能像供电那样，单纯提供流动的电流，对后续用途完全不闻不问。
我们常因模型限制过多、干预过深而受到外界批评，甚至有用户因此转投开源模型。但面对突破底线的恶性滥用，我们必须守住明确的红线。
我们绝不会采取“只负责搭建广场，其余概不负责”的甩手态度。
但从另一维度来看，这正是我们提出“AI 韧性”的原因。未来世界上必然存在不受我们控制的开源模型，不法分子完全可能利用它们制造破坏。
除非社会愿意付出牺牲整体文明自由的极高代价，否则这一客观趋势是无法被彻底封堵的。
因此，我们核心使命的关键一环，就是利用我们目前的技术领先优势，向全社会提供防御工具，在潜在风险爆发前全面提升人类抵御恶意行为的能力。
主持人：这就引出了“放缓研发节奏”的议题。
据我了解，你们目前很难主动慢下来，因为竞争对手不会停，大洋彼岸的中国也不会减速。大家都被卷入了一场军备竞赛。
AI 发展的“曼哈顿计划”阶段或许已接近尾声，但接下来的历史该走向何方？
在核武器问题上，国际社会最终达成了多边核不扩散条约。
Sam，如果现在面前有一个红色大按钮，一旦按下，你和所有美国的竞争对手以及中国的同行能够同时停下来，共同宣布：“我们全行业暂停研发，直到彻底解决安全问题。”
你会按下那个按钮吗？
Sam Altman：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分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层，是在没有任何人配合的情况下，我们单方面能做的事。
第二层，是我们作为一个行业应当被允许做的事。这需要政府提供反垄断豁免等政策支持，让美国本土的科技企业能够合法坐下来，协商共同放缓研发步伐的协同机制。
第三层，则是国际多边层面需要达成的共识。
在这三个层面之外，许多人现在的反应更多是一种情绪宣泄：“赶紧停下！这太让人焦虑了！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它继续往前推进。”
我完全理解这种心情，但这种想法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
经过多年的深入思考，我们的结论是：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在每一个新能力层级被解锁时，我们在安全对齐、模型可解释性、可监控性，以及对“技术与社会协同演进”的理解上，都能同步跟进，确保我们在迈向下一阶段时具备充分的安全把握。
如果我们在单方面无法保证这一点，我们确实会主动踩下刹车。
举个例子：我们近期就主动叫停过一次模型训练任务。因为当时技术能力的飞跃速度过快，我们认为团队必须先在对齐与可监控性上取得实质进展，才能继续推进。
主持人：所以现实确实需要在这个节点慢下来？
Sam Altman：我们过去主动暂停过很多次，只是以往从未被外界关注而已。
眼下又到了技术能力突飞猛进的节点。过去几个月，我们内部一直在评估单方面自我约束的必要性，多年来也始终在呼吁全行业共同跟进。
在当前这个关口，社会层面对于行业协同放缓研发的支持意愿正处于空前的高位。
主持人：你们目前正在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推动行业层面的安全合作？
因为从各方共识来看，要实现真正的安全，深度协作必不可少。
Sam Altman：我们正与其他前沿实验室的安全团队负责人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正与政府展开深入合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窗口期。
如果美中两国能在防范极端风险的安全标准上达成共识，共同确立技术演进的准入门槛，并建立起相互核查的机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我认为双方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主持人：这需要领导力——无论来自往往运转迟滞的政府，还是来自你和你的同行。
公众呼唤这种担当，全社会也迫切希望你们能坐下来通力合作。
Sam Altman：过去十年来，我在此类问题上的公开立场始终保持一致。
现在的变化在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支持这一点，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凝聚共识付诸行动的宝贵窗口。
主持人：除非在这个时候，你又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嘲讽马斯克，或者行业同行之间又爆发新的内讧。
Sam Altman：在那段关系里，你觉得我们俩谁对彼此更客气一些？
我从不标榜自己是圣人，但在我和马斯克之间，我不觉得应该由我来承担道德指责。
主持人：我明白，这并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指整个行业生态——现在整个行业需要走向成熟，展开真正的跨界合作。
Sam Altman：坦白说，我很反感霸凌者，而我认为马斯克就是一个霸凌者。
面对霸凌者，有时你必须迎面给他一记重拳。
而且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骨子里往往只尊重敢于还击的对手。如果大家真希望我未来能同他坐下来合作，或许反而该庆幸我偶尔会选择反击。
当然，我毫无疑问愿意与他合作。
永远不要用 AI 去替代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温度
主持人：深受流行文化影响的美国大众，潜意识里总带有一种末日悲观情绪。
大家看过《终结者》《黑客帝国》《2001太空漫游》，甚至是《沙丘》中那个彻底禁用计算机的世界。因此，人们很容易想象出一种一切走向崩溃的极端末日景象。
你能描绘一下 AI 走上正轨的积极图景吗？具体来说，在中长期内，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科技巨头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Sam Altman：我刚才开了个玩笑，但严肃地说，各大科技公司之间确实需要保持足够的善意与协同，为全人类的未来共同做出明智的决策。
商业竞争不可避免，在很多方面也是健康的——正是激烈的竞争带来了如今这些令人惊叹的技术和产品。但即便彼此之间存在个人恩怨，处于前沿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管理者，也必须在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协同一致。
无论外界对我个人或 OpenAI 有什么看法，我认为我们在寻求共识、求同存异以及对外合作上，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开放度。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也是正在付诸行动的。
另一个关键支柱是：各国政府必须站出来。
私营企业所能拥有的权力必须有明确的制度边界。在这类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抉择上，公众的意志必须通过制度得到体现与保障。
理想的图景是：在企业与政府的合力下，社会能够建立起一套普遍适用的安全底线，避免因恶性竞争导致安全防护跟不上技术狂飙的致命风险，杜绝出现系统性危机。
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机制，不仅让全人类共享技术红利和医疗突破，更要让大众平等地获得技术访问权限与算力支持。
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共同创造未来，普通人也能借此开创不可思议的事业。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业繁荣。
主持人：那不想创业的人呢？比如只想在餐馆端盘子，或者只想在农场干活的人，他们该怎么办？
Sam Altman：我自己其实就挺想去农场干活的。那他们就去农场工作好了。
我认为这正是未来社会运转的核心逻辑：如果这一愿景成真，人类社会的总体财富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我们当然需要探索并重塑全新的社会契约与分配机制。但在一个物质极度充裕的社会里，普通人的选择空间、谋生方式的多样性，以及用于培养个人爱好、陪伴家人的闲暇时间，都会大幅增加。
主持人：你在去年的专访中曾透露：全球每周约有 1.5 万人自杀，而全世界大约有 10% 的人口在使用 ChatGPT。粗略换算下来，每周的用户中可能就有约 1500 人自杀。
你当时坦言这让你夜不能寐。
对比汽车行业，人类对安全带、安全气囊、交通法规有着极其严苛的标准，整个工业体系都在保障行车安全，航空业更是如此。
我知道这始终是你非常沉重的一块心病。你们目前正在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保护那些产生自残或自杀念头的脆弱群体？
Sam Altman：我们在产品迭代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以最大程度降低自残风险，并确保产品整体上能带来巨大的正面价值。
我们与许多顶尖的心理健康专家保持着紧密合作，他们普遍认同一个判断：ChatGPT 及类似工具，完全有潜力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心理支持工具之一。
对于许多正处于人生低谷的人来说，这项技术能够触及并挽救的生命体量是极其庞大的。
主持人：你们会考虑引入“强制上报”机制吗？
Sam Altman：关于强制上报究竟是好是坏，医学专家的意见分歧非常大。在不同地区，我们遵守当地不同的法律合规要求。
我真切地希望心理医学界能在这类边界问题上尽快达成明确共识。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强制干预反而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但总的来说，我们坚信，让专业的危机干预力量及时介入，绝对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你知道 Laura Reiley 是谁吗？
Sam Altman：不知道。
主持人：她是一位资深记者。去年她在《纽约时报》发文讲述：她 29 岁的女儿在与 ChatGPT 长期深入交流后自杀身亡。
ChatGPT 并没有教唆她自杀……
公关人员：Mark？
主持人：怎么了？
公关人员：专访只剩最后两分钟了。抱歉打断，但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时间。我们之前沟通过主要是谈未来的技术展望，能不能抓紧时间往后推进？我们必须……
主持人：让我把这个核心问题问完。
Sam Altman：我可以多留几分钟。
主持人：问完这道题我们就结束。
公关人员：我知道，但我们最多一两分钟后就真得出发了。
主持人：明白。
Sam Altman：让我把这道题回答完吧。
主持人：谢谢你，Sam。
Laura 是一位记者。她的女儿 Sophie 在与 ChatGPT 进行了长期的深聊后自杀。ChatGPT 并没有怂恿她去自杀，却顺从地充当起了她的心理咨询师。
Sophie 把这个聊天机器人叫做“Harry”，甚至在她写遗书时，机器人还帮她修改了措辞。
我和 Laura 深入聊过。她认为，AI 的对话记录就像是一张实时呈现当事人走向崩溃的心理轨迹图。如果能把这些海量数据开放给学术界，将对公共政策制定、心理诊疗方案创新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带来极大的推动。
我知道这触动了你内心最沉重的地方。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这类数据的潜在研究价值？你们未来有计划对这部分数据做进一步处理或开放吗？
Sam Altman：这无疑是我们以及所有同行所面临的最艰难、最沉重的伦理难题之一。
我们竭尽全力去遵循专家的专业指引，但医学专家自己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这种人机互动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面对一个陷入绝境的人，他可能在现实中难以获得医疗支持，或者根本不愿向人类心理医生敞开心扉，此时 AI 能提供某种倾听与慰藉，这确实体现了这项技术积极、有益的一面。
但与此同时，它也确实暴露出可能导向灾难的危险一面。
回到你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把用户在人生最脆弱、最低谷时留下的私密对话，直接提供给外部科研人员？
我认为，在没有征得用户本人明确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必须强调：没有本人的授权，绝对不行。
但我们是否希望与学术界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心理健康危机，并让我们的产品发挥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通往未来的路上充满险阻，但我依然坚定乐观
主持人：在你看来，有什么事情是人类绝对不该用 AI 去做的？
Sam Altman：替代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
主持人：抛开智力不谈，究竟是什么定义了人类的本质？
Sam Altman：情感。而真实的情感，似乎是目前的 AI 所不具备的。
主持人：你认为它们未来也不会产生情感吗？
Sam Altman：至少不会以和人类完全相同的方式产生。
主持人：我们在采访前问了 ChatGPT：如果能问 Sam Altman 一个此前从未回答过的问题，应该问什么？
ChatGPT 给出的问题是：“Sam，关于 AI 的未来，有什么是你私下深信不疑、却从未公开表达过的？不是出于保密考量，而是担心公众会误解其背后的含义。”
Sam Altman：我坚信：未来终将非常美好。
之所以很难在公开场合直白地说出这句话，是因为通往未来的道路上确实充满了险峻的危机，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在每一个安全细节上都做到万无一失。
大众希望看到我对风险保持警惕，我也确实发自内心地在意，并且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把安全做好。
但在内心深处，我对人类的未来抱有极其坚定的乐观。
主持人：在结束前，我想和你玩一个快速词语联想游戏。
我会念出一个名字，请说出你第一反应想到的词。但不要报职务头衔，任何浮现在脑海里的词都可以。
准备好了吗？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前总统）。
Sam Altman：强大（Powerful）。
主持人：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 CEO、前 OpenAI 研究副总裁）。
Sam Altman：跳过（Pass）。
主持人：奥利·穆尔赫林（Ollie Mulherin，澳大利亚软件工程师、Sam Altman 的伴侣）。
Sam Altman：全世界最好的人。
主持人：瑞秋老师（Ms. Rachel，知名少儿节目制作人、YouTube 儿童教育博主）。
Sam Altman：禁看（Banned）。
主持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硅谷知名投资人、PayPal 联合创始人、Palantir 创始人）。
Sam Altman：了不起（Great）。
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
Sam Altman：了解不够，无法评价。
主持人：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奥斯卡影后、生活方式品牌 Goop 创始人）。
Sam Altman：有意思（Interesting）。
主持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国联邦参议员、资深左翼政治家）。
Sam Altman：始终如一（Consistent）。
主持人：伊利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科学家、SSI 创始人）。
Sam Altman：极其卓越（Brilliant）。充满关怀、内心温暖、无比美好的一个人。
主持人：罗南·法罗（Ronan Farrow，普利策奖调查记者，曾在《纽约客》发表针对 Altman 的万字深度调查报道）。
Sam Altman：一言难尽（Complicated）。
主持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Sam Altman：不太友善（Not nice）。
主持人：好的。
Sam Altman：尽管我刚才跳过了 Dario，也直言马斯克并不友善，但我必须再次强调：我个人以及我们整个公司，都极其愿意与他们携手合作。
我们深知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主持人：Sam Altman，感谢接受专访。
Sam Altman：谢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奇点折射”，作者：王启隆，36氪经授权发布。